狱的灰色高墙内，宣教科就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能在这儿服刑改造，是让所有服刑人员都眼红不已的事。这份特殊源于四个重要原因：没有繁重的劳动任务，管理相对松散，减刑机会多，还有能改善生活的诸多便利条件。前三个原因是公开摆在明面上的，而最后一个，则是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。

司法部早在1990年11月颁发的《罪犯改造行为规范》第二章“生活规范”里，就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：不准设立小灶，多吃多占集体食物，不准喝酒和违反规定吸烟。第二章第九条规定：不准伙吃伙喝，互相串换食品，不准浪费粮食和乱倒残汤剩饭。这些规定严格且明确，可监狱在实际管理中，出于人性化的考量，对罪犯“设立小灶”这件事，只要不耽误劳动和学习，不影响改造秩序，不危及消防安全，也没人举报，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。毕竟，罪犯们长时间吃着千篇一律的监狱供应饭食，营养很容易跟不上，既不利于身体健康，也不利于参加劳动改造。

在监狱里，每个单位都有烧煤的大灶，工地上、监舍里都有，原本是用来烧开水供罪犯饮用的。罪犯人数多的单位，大家就只能利用这大灶做菜、热饭热菜、煮面条。每到开饭前个把小时，大灶前就排起长长的队伍，都眼巴巴地等着用火。特别是到了周末，场面更是拥挤不堪，经常因为争着用火而爆发打架斗殴。有些经济条件不错的罪犯，想着自己买个煤油炉或汽化炉带进监狱用，可在那些拥挤的环境里，根本没地方放炉子，更没地方使用。

但宣教科就完全不同。这儿人少房间多，三两个罪犯搭伙吃饭，买个炉子进来用，空间绰绰有余，而且还有大把时间慢悠悠地做饭。当然，像供销科、技术质量科、设备管理科、狱政管理科、监狱医院、生活卫生科和入监队、内警队、集训队等单位，人少空间大，管理也相对松散，生活条件和宣教科大体差不多。可在罪犯们看来，这些单位和宣教科比起来，始终差那么点意思。在他们口中，宣教科就是整个渡口桥监狱里的“天堂”。不仅罪犯们这么认为，就连监狱各基层单位的干部，对宣教科的罪犯也会高看一眼。因为宣教科教研组和宣鼓组的罪犯，实际上掌握着全监各基层单位教育改造考核的基础评分权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“权力”。

更让其他单位罪犯羡慕的是，宣教科教研组和宣鼓组的部分罪犯，还有一项令人眼红的“特权”——他们基本上可以自由进出二门岗。当然，这“自由”也是有限制的，监狱严格规定罪犯进出二门岗必须有干部带押。但宣教科教研组和宣鼓组里的几名罪犯，因为工作上和干部联系频繁，为了方便随时沟通，又不想给干部增加带押的麻烦，宣教科的曾科长便安排干部列了个名单。他签上名后，把名单交到二门岗，值班干部照着名单放行就行。

侯本福来到宣教科才一个月，就进入了曾科长签名的那张名单。不过，这名单上也注明有效期只有七天，满了七天就得送新的签名名单过去。可实际上，哪有那么多非得出门的工作？多数时候，他们出二门岗，不过是想逃离三门岗内嘈杂拥挤的环境，去二门岗外享受更清静、更宽敞的活动空间。时间一长，二门岗轮换值班的几个干部都熟悉了侯本福。他们读了侯本福发表在《前江监狱工作报》上的一篇篇文章后，就算曾科长签名的“出门条”没及时更新，也会让侯本福通行。哪怕是在周六周日，监狱警力相对薄弱、监管措施最严格的时候，也不例外。

二门岗外简直就是监狱里的“世外桃源”，与自由社会仅一墙之隔。站在那儿，目光越过高高的围墙，甚至能看见远处公路上往来穿梭的车流，那是自由世界的象征。

二门岗外的面积足足超过三门岗内五倍以上，这儿有碧波荡漾的小湖，湖面上偶尔泛起涟漪；有姹紫嫣红的花园，各种花儿争奇斗艳；还有古色古香的亭阁，供人休憩。四周绿树成荫，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

宣教大楼就矗立在正对一门岗通往监狱大道一头的尽头，背靠一座郁郁葱葱的大山，显得庄严肃穆又气势不凡。这条大道中段往右约三百米，就是二门岗。挨着宣教大楼右面不过五十米，是监狱的零部件和成品库房，由三个女职工负责看管。往右约一千米，是六车间、七车间和八车间厂房，机器的轰鸣声偶尔会打破这儿的宁静；往左五百米，则是九车间厂房。除了这寥寥几栋建筑，周围再无其他，整个环境显得格外宽阔、清爽又明丽，与三门岗内的拥挤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在高墙电网围筑的特殊天地里，宣教科犹如一处微妙的生态系统。能踏入这片区域服刑的罪犯，坊间早有定论——要么是有着错综复杂\"关系\"的特殊人物，要么是在教育、宣传或文艺领域确有一技之长的\"人才\"

。而实际情况却呈现出明显的失衡态势：\"关系户\"在人数上占据压倒性优势，真正凭借专业能力立足的\"人才\"反倒成了凤毛麟角。

走进宣教科，从人员构成上便能洞悉这一特殊群体的构成。先看教研组，四位成员中，钱正林曾担任前江省扶贫办副主任，如今稳坐教研组长的位置。他那身虽已褪去官服却依然威严的气质，让组员们不自觉地对他保持着一份敬畏。副组长何伦发，昔日百泉县的\"一把手\"，举手投足间还带着曾经掌控一方的派头。经贸局原副局长李宏基，总爱时不时地提及当年在商业领域的辉煌战绩。而海川县委组织部原部长冯连升，凭借着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，在教研组中也算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再将目光转向宣鼓组，组长张发栋曾是仁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党工委副书记、主任，气场十足。邓成方作为监部领导的关系户，同时还兼任积委主任，在组内地位特殊。黄忠福和侯本福两位《新生报》的编辑，成为了组内的中坚力量。黄忠福笔耕不辍，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，为报纸撰写了一篇又一篇高质量的稿件；侯本福则思维敏捷，总能捕捉到最具价值的新闻线索，而且是写文章的多面手，各种文体驾轻就熟，任意拿捏。

文艺组的情况更是耐人寻味。七位成员中，仅有组长孔军和另一位成员是科班出身的乐器演奏人才，其余五人无一例外都是监部领导或曾科长的关系户。这些人虽在专业水平上参差不齐，但在特殊关系的庇佑下，也在文艺组谋得了一席之地。

此外，还有两位特殊的存在。他们同样是监部领导的关系户，一位负责打扫宣教大楼干部办公室的卫生，另一位则承担着宣教科监舍走廊和大门口的清洁工作。看似普通的岗位，实则也暗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。

在日常工作中，文艺组以乐器演奏练习为主，同时也会进行主持、演唱等方面的训练。侯本福初到宣教科时，文艺组已颇具规模，在孔军等专业人员的带领下，形成了一定的专业水准。而教研组和宣鼓组的工作，大部分担子都落在了邓成方、黄忠福和侯本福三人肩上。钱正林、何伦发、张发栋等人，更多时候只是承担一些简单的杂务工作。这些昔日的官场“精英”，如今虽已身陷囹圄，但多年积累的处事智慧依然在发挥作用。他们懂得如何用恰到好处的言语，化解工作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。

黄忠福深知自己既无背景又无财富，能在宣教科这样相对轻松的环境服刑，已是莫大的幸运。与当初在车间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相比，如今的工作虽忙碌，但却让他倍感珍惜，自然不会计较工作量的多少。侯本福同样心态平和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，能在监狱中重拾老本行，每日沉浸在撰写稿件的工作中，反而觉得生活充实而有意义。源源不断的工作任务，不仅让他无暇顾及烦恼，更让他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。在这个特殊的集体中，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适应着环境，维持着微妙的平衡

。

“关系户”的现象监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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